公会简史

1946：中医师公会诞生

二战结束后，本地一些中医师意识到，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应成立一个联络中医界人士和从事推动中医药发展和研究中医学术的团体。

1946年8月18日，中医师游杏南、曾志远等，在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厦门名医吴瑞甫的倡导下，在星州上杭同乡会举行第一次筹备座谈会。是日出席者共23人，他们是吴瑞甫、游杏南、曾志远、陈占伟、曾和生、陈瑞堂、方展纶、黄少瑜、饶师泉、许颖之、钟惠我、邓颂如、陈庆元、洪炜堂、罗晓川、关龙飞、廖沛如、的黄绍文、杨一峰、陈建基、游鸿南、陈雪桥、黄文灿。会议通过议案，成立“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推举吴瑞甫为筹委会主席，并于在10月27日举行“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体执监理事就职典礼。

1947年 ，在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时，新加坡中国医学会遵照当时中国所颁发的有关中医师组织名称条规，易名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

1952年：创办中华医院 济困扶危

二战结束后，胶锡无价，市情不景，贫病日多，政府医院不足应付需要。中医师公会同仁深感济困扶危、救灾怜恤乃中医师之天职，遂于1952年创办“中华施诊所”，当时暂借中山会馆作为会址。

两年后，中医师公会同仁一致认为必须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可作为会员学术与医疗活动的场所，以便促进彼此间的团结、了解与合作。在全体理事与会员们的齐心合作、奔走筹募之下，于1956年购得直落亚逸街的一幢三层楼屋宇，作为公会的会所和中华施诊所的所址，并易名为“中华医院”。

1953年：创办中医学院 培训中医药人才

当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移民自中国的中医师零落散布于民间，为华族社群治病。英殖民地政府颁布施行移民限制条例，致使南来的中国中医师日渐减少，而新马一带的中医师逐渐老迈，公会的先贤意识到我国的中医界面对着后继乏人的危机，“中华施诊所”正是培养和训练中医药人才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当时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民众信任中医中药的心理，到处招摇撞骗，江湖郎中猖獗一时。

为传有系统传授的中医学，担负起训练新马两地中医接班人的任务，公会开始筹创开办一间中医专门学校。1953年，公会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1976年易名为“新加坡中医学院”）并向教育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其办学宗旨是：灌输中医药学术、培训专门人才、维护人类健康及促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医专”的教学方针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当年的学制是四年部分时间制。

1959年：成立中华医药研究院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本着联络同业、共同研究中医药学术及提高中医药疗效的宗旨，于1959年9月20日 在理事会议决下，成立“中国医学药物研究院”（后易名为“中华医药研究院”）。

在60年代，为了贫困大众的需要，公会陆续开办了多所中华医院分院。

1961年：中华医院第一分院成立

当时，承蒙热心人士蓝晋强先生无条件将实龙岗律233号至235号两间店面捐献给公会，作为第一分院院址，于是“中华医院第一分院”在1961年3月17日中医节隆重开幕。由于受政府市区重建计划的影响，中华医院第一分院经过25年漫长的诊病服务后，于1986年11月1日正式停诊。

1967年：中华医院第二分院成立

六十年代的芽笼，占地甚广，人烟周密，却无一间具有规模的慈善医院。有鉴于此，在公会同人倡议下，购置了芽笼707号的楼房改建分院。1967年10月27日，配合中医师公会庆祝成立21周年纪念日当天，敦请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主持开幕典礼。1970年7月4日，政府宣布征用芽笼第二分院的土地，公会委员努力向当局要求拨地对换有关征地。隔年1月20日获国家发展部来函通知，在大巴窑四巷及五巷交界处有片空地可供中华医院建院。

第二分院虽被政府征用，但关当局尚未有发展计划，故仍继续开放，以租约的形式向建屋局承租，至1993年11月中止。并于1994年6月正式停诊。

1995年起：在他区设分院满足社区需求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取得快速的发，经济年年取得可观的增长，国家繁荣，人口增加，市区旧居让位给金融商业发展，居民向市郊迁徙，从1995年开始，医院为了满足社区求诊的需求，继续在义顺、兀兰、武吉班让、如切设立分院。

1976年：兴建大巴窑中华医院

政府于1970年征用中华医院第二分院时，公会委员认为中华医院发展到该阶段已不是单纯从事门诊工作，而应扩建医疗部门，与学院及研究院互相配合，集中力量进行各种研究与革新工作。于是当获得配给大巴窑四巷一块1万9500平方英尺面积作为建院的地段后，公会委员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后，向社会发出筹建“中华留医院”的号召，立下宣言，策划建设发展的筹款活动。

1972年7月4日成立了以社会事务部高级政务次长陈志成先生为首，联合我国四大华文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及《民报》与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巴窑中华医院筹募建院基金工作委员会”。一时间，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更激励许多热爱中医药、拥护中医药的各业界人士纷纷投入筹款活动，为“中华留医院”义演、义唱、义卖、义驶、义踏、义剪、义电、义走、义工、义游、义捐、义展、义标、义航等，热潮与呼声此起彼伏。

这项热火朝天的筹款活动，前后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共筹得500多万元，可说是我国中医药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至今令人难忘。为让社会人士清楚地了解义款的收入与保管，1972年8月27日邀请政府官员、社会达人与本会各机构负责人共同组成“中华医院基金会”，负起下来的筹募，保管与支付任务。

计划中的“中华留医院”原本是一栋颇具规模的现代化的七层楼建筑物。但碍于客观因素，被搁置改建为三层楼，仅设门诊医院和礼堂、图书馆、地下层为停车场。1976年，这栋总面积为2672平方米，耗资370多万元，立名“大巴窑中华医院”正式由卫生部部长杜进才博士主持动土仪式。

1977年9月20日，由中华医院基金会主席孙炳炎先生主持奠基仪式后，大巴窑中华医院开始兴建，1979年落成，10月27日由劳工部长、我会顾问王邦文先生主持开幕典礼，共有多位政府长官，各界名人包括海外嘉宾代表出席观礼，场面动人，有别于一般的盛况。

 1973年：提高入医专资格

中医专门学校自创校起至1972年，每二年招收新生一次；不过从1973年起开设下午班后，改为每年招生一次。新生学历必须是中四或以上，或同等资格才能报名参加入学试，通过入学试并经甄选合格者，才能进入医专就读。

早期到医专求学的学员，一般年纪较大并具有较高文学基础者，主要来自药店从业员、商行书记和店员外，更有悬壶济世已久而欲深造的中医师，华文教师占少数，大学生则可谓绝无仅有。

1973年后，情况改观了。随中医药的蓬勃发展，刺激了人们学习中医的热潮，使欲学中医的人数一时激增，拥有如南大、星大、工艺学院等较高学历的大专毕业生也纷纷加入中医药队伍。当中来自中小学的华文与英文源流教师，几乎占全数学员的大半。有了这一大批具有较好文化基础，又能深入透彻的了解中医学真谛者的加入，对提高我国中医药的效能与水平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展现我国中医药向前跃进的好现象！

1978年：成立中华针灸研究院

70、80年代，针灸的研究和运用普遍兴旺，世界各地掀起针灸治病的热潮，不学无术之徒趁机混水摸鱼，冒用针灸治病，自称“针灸专家”。公会为了树立严肃正直的研究风气，决定成立新加坡针灸研究机构，对外可以作为联络外国针灸界的代表，对内可以推动本地正规针灸研究和发展。

1978年，中华针灸研究院正式成立，积极召集会员成为研究组员，广泛开展针灸研究工作。

1978年：首次组团访问中国

对于中医学术方面的交流，我会与其属下机构中华医院、中医学院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8年6月，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第一次组团访问中国，开启了新加坡与中国中医药机构及大学的联系，为接下来的合作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37人团队，在团长吴荣国、副团长谢斋孙和邓奕松带领下，飞往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国的中医学与针灸学的成就，期间参观了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中医研究院附属西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上海医疗机械制造厂、上海市杨浦区长白医院、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等。

1978年：加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1987年11月，我会与属下中华针灸研究院成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团体会员。该会于1987年11月22日于北京成立。我会代表陈水兴被推举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执行委员。

2003年12月与2021年11月，我会暨属下中华针灸研究院作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新加坡会员代表，在新加坡新达成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两届世界针联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

1983年：发起和组织亚细安及国际中医药学术大会

亚细安作为一个整体，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基础，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公会于是在1983年发起组织“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并一直以我会为其秘书处，负责亚细安各国中医药界的联系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对未来亚细安国家中医药的发展、医疗水平及国民生活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

《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历届举办年份与地点如下：

1994年：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成立

1994年3月，卫生部长杨荣文准将在国会中宣布，卫生部将设内部委员会，协助整顿本地中医界，也通过报章鼓励中医药团体共同设立“中医药联合委员会”，以能在适当的时候与卫生部共同商讨如何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为了响应卫生部的号召，我会邀请本地各中医团体，经过多次深入讨论，与八个中医团体获得共识，于l994年l2月4日组成“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协委会）希望在彼此的合作、团结、努力协调、加强及鼓励全国各中医团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共商中医药界大事和中医的展望问题，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和对话，进一步提高中医的信誉，为国人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协委会成立后，相继设立了行规小组、中医教育培训规划小组和中医师资料登记小组。协委会逐步采纳了中医药委员会报告书里的建议，在中医界采取自我管制的行动，包括在各个成员团体之间的活动中，采取较有效的协调工作；1996年公布为中医师而编写的《行规指导原则》；1996 年10月年公布《新加坡中医教育备忘录》，推出“六年部分时间制中医专业文凭”课程；1997年10月公布《新加坡中医师名册》；以及积极参与制定为中医执业者在过渡性安排下的注册标准。

2000年：加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2000年国际中医同人倡议成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受邀加入。经过三年的筹备，2003年在中国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2007年11月，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承办的“第四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在新达城国际会议与博览中心圆满成功举行。这次大会共吸引了来自35个国家的中医药界人士前来参加，大会主宾为新加坡卫生部长许文远先生。

我会长级理事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与执委要职，每年出席两个组织的理事会。公会每年组团参加世界中医药大会，一直都获得会员踊跃的反应，往往一团三、四十个人成行，会员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与国际友人建立了友谊，吸取了最新的中医药技术和科研成果的经验。

积极参加其他区域与国际会议

我会也积极参加其他区域与国际会议，包括世界中医男科学术大会（中国天津、南京、四川）、国际中医骨伤科学术研讨大会（马来西亚吡叻州）、国际传统/替代医药专业训练营（台湾台中）、福建中医药学术交流暨中药材产业发展研讨会（中国福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大会（中国北京）、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中国广西）、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中国·四川）、亚洲针炙高峰论坛暨国际学术大会（中国南京）、世界针联《炙法操作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国际会议（中国北京）、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会（中国上海）、海峡两岸中医男科学术论坛暨世中联第四届男科学术大会、国际中医男科第六届学术大会（台湾台北）、中国泉州——东南亚中医药学术研讨会（中国福建）、国际药王孙思邈中医药论坛（台湾台北）、新马中医药学术论坛（马来西亚槟城）、马新中医药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柔佛）、东盟中医药高峰论坛（马来西亚吉隆坡）等。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积极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不仅为属下机构中华医院和中医学院在医疗和教育发展上，如人才、项目、经验等建立良好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为新加坡的中医医疗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有助于两大机构及众多会员在中医技术质量上的提升。 

中华医院与中医学院独立注册

时代巨轮不断往前迈进，事物演进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为推动本会属下机构中华医院和新加坡中医学院的进一步发展，两院分别于2011年4月20日和2012年1月17日，在公司法令下注册为由会员担保及非集股有限责任公司。虽然这两院已因法律规定而独立营运操作，不过两院在与公会的历史的渊源、历史的根，仍继续以医疗、教育、科研三位一体的原创会宗旨，配合公会，以大家庭模式，继续分工合作，并肩前进。

2012年：强化与属下机构的关系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31名理事会成员自动成为中华医院和中医学院的会员。两院的会员每三年推选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

中华医院作为慈善与公益机构，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是独立董事。中华医院在董事会的监督下，制定明确的宗旨、方针和目标。投入资源加强对医师的培训与管理，开发和启用库存系统软件，启用捐款、财务和人事集成系统软件，加快管理运作的自动化、系统化、制度化和专业化。

新加坡中医学院通过常年会员大会选举出董事会核心董事，定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此外，成立教务委员会、教学人员评选委员会、学员纪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进行分区管理。定期举办教学人员交流会，汇报学院相关事宜，重申医疗事故的处理，及完成教学评估。成立新加坡中医学院助学金委员会，积极致力于帮助经济困难的学员继续学业。延续教育中心举办各类讲座，扩充学员的学习兴趣及视野的同时丰富学员知识结构与层面。

2013年：成为中医继续教育举办机构

从2013年1月1日起，新加坡卫生部和中医管理委员会推行中医自愿继续教育课程，鼓励中医师和针灸师继续学习，以获得最新的中医知识和信息，与时并进。
为此，管委会属下继续教育组也制定了自愿性中医继续教育（CTE）的学分要求（1年25分，2年50分）、项目类别及评定标准，让中医执业者可以选择参加被认可的各医疗专业组织或机构所举办的有关医疗或辅助医疗课题的项目，以取得 CTE学分。从2020年4月开始，自愿性中医继续教育正式成为强制性中医继续专业教育（CPE），中医师和针灸师必须完成2年50学分的要求，才可更新行医执照。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是其中一家获中医管理委员会认证， 可开办中医课程成为CTE项目的举办机构，即公会可先将项目详情提呈给管委会批准，一旦获批后，就能举办CTE项目及获得CTE学分项目，让中医执业者参加获取继续教育学分。
2017年：修改理事选举法引进专业人士

2017年4月，公会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理事选举法，每一届的31名理事但中，21名以选举的方式产生，10名以推举的方式成为理事。章程修改的内容与意义是希望引进有能力但不参加选举的会员担任理事，为公会做出贡献。

赵英杰会长当时说明章程修改是希望寻找接班人，改变过去因为不容易找到会员参选理事而有所谓的“当然候选人”制度。会长表明理事会也必须有一个比较有共识及愿意一起推动会务的团队，才能有利公会的发展，故理事会考虑到会员的委托非常重要，所以委任的人数只是三分之一。